英语学习网站翻译，是极为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。作为一个文明古国，中国的翻译史几乎和它的文明史等长。在周代，我们的祖先已经有意识地将政令写成各种文字，供不同封国、部落的首领们阅读。中国历史上，曾涌现出鸠摩罗什、玄奘、徐光启、李之藻等翻译家。但翻译真正得到升华，还是在鸦片战争到“五四”这一时期。从此，各种外国的优秀著作陆续进入中国，开拓了民智。今天，就让我们走近几位翻译大家。
早期翻译界的开拓者：马建忠、梁启超、严复
为中国近代翻译建立理论基础的，首推清末人马建忠。他指出了翻译的重要性，认识到了当时翻译界“通洋文者不达汉文，通汉文者又不达洋文”的弊端，还对翻译书院的宗旨、学习内容、选拔学员条件、聘请师资标淮和译书重点均做了说明。他还提出了“善译”的翻译标准。他认为，拿到一本外文书，反复阅读揣摩，明确其意旨；再模仿原作者的神情、语气；然后“心悟神解”，振作精神，下笔译书成文；翻译之后的文字与原著无丝毫的出入，这样才能使读者读之受益，跟观原文无异，如此可以称之为“善译”。
马建忠
梁启超则用简单有力的口号将翻译和国家联系起来。1897年，梁启超在《论译书》中说：“处今日之天下，则必以译书为强国第一义。”表露出全面学习西方的想法。次年，梁启超又撰《译印政治小说序》，提出要选择外国著名学者里对中国时局有益的的著作逐步翻译。
马、梁为中国的近代翻译建立了理论和政治基础，而严复，则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，为中国翻译指明了“信、达、雅”的原则和标准。“信”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；“达”指译文通顺流畅；“雅”可解为译文典雅有文才。这个著名的“三字经”对后世的翻译影响很大，其影响绵延至今。
不懂外文的“译界之王”：空前绝后的林纾
对中国近代翻译史稍有所了解的人，不可能不知道林纾。林纾自幼嗜书如命，深爱中国传统文学。和每个中国旧式文人一样，他早年渴望走上科举之路，但七次上京会试却屡战屡败。林纾心灰意懒，绝意于仕途，从而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。
林纾的翻译始于1897年，他与精通法文的王寿合译法国小仲马的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，两年后在福州刊行。这是中国介绍的第一部西洋小说，为国人见所未见，一时风行全国。这其实是一件巧事。当时林纾的母亲和妻子接连去世，为帮他走出消沉，几位朋友邀林纾一起译书。他推脱不掉才接受，不料一战成名。
林纾
林纾译文有其独自的特色和成就。如所译《撒克逊劫后英雄略》，颇能保有原文的情调，人物也能传原著之神；《孝女耐儿传》中，不仅原作情调未改，有时连最难表达的幽默也能表达出来。后来，他受商务印书馆的邀请专译欧美小说，先后共译作品180余种，成为公认的译界泰斗。
令人惊讶的是，这位翻译大家居然不懂外文！林纾的古文功底深厚，但从没学过外文。每次翻译，林纾总是找一名会外语的朋友，拿着原本口译，他听过之后，随手将译文写在纸上，速度非常快，往往口述的还没说完，他已在纸上写好，而且非常准确。这种独特的翻译让他成为了空前绝后的“译界之王”。
主张“宁信而不顺”的翻译家鲁迅
大家都知道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写得好，却很少有人知道鲁迅也是一位译著颇丰的翻译家。他倡导的“宁信而不顺”的硬译观在中国文坛上曾经引发了极大的争议。
鲁迅翻译的代表作是与周作人合译的《域外小说集》。二人将翻译重点放在二十世纪初的短篇小说上，以一种新的文学眼光来审视整个翻译文学界。在翻译本书的过程中，鲁迅认识到，翻译必须兼顾两面，一则是力求其容易理解，二则是保存原作的丰姿。鲁迅称前者为“顺”，后者为“信”。为扭转从林纾开始的为求文采任意增删原文的情况，鲁迅越来越倾向于直译，提出了“宁信而不顺”的观点，意为在信和顺不能两全时，宁可译文不顺也要忠实于原文，决不欺骗读者。
鲁迅画像
从实质上来讲，“宁信而不顺”就是要使原文的内容、风格、笔锋、韵味在译文中得以再现。鲁迅认为，直译的目的是在介绍外国思想以供借鉴的同时，还要通过译文改造我们的语言。他认为，不能完全中国化译本，因为中国的语法不够精密。
鲁迅的这一主张和当时主流的翻译理论差别不小。特别是鲁迅认为“信”较难达到的一个原因是中文语法不严谨，让很多人不能接受。不过，“宁信而不顺”与其说是对林纾风格的矫枉过正，不如说是鲁迅提出的理想化的文化主张，与鲁迅“拿来主义”的思想是一致的。
傅雷：“没有他，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”
傅雷是中国翻译史上绕不开的人物。他的《傅雷家书》感动了无数人，但他更是一位法文翻译的巨人。傅雷一生共翻译了33部共600万字的作品，他让中国人认识了罗曼罗兰、伏尔泰等法国的文化巨匠。人们说：“没有他，就没有巴尔扎克在中国。”
傅雷最好的译作应该是《约翰.克里斯朵夫》，他的翻译讲究神似而不是形似，他的《约翰.克里斯朵夫》真正做到了这点。举例来说，他把书里的“他自己感觉是个被误认的天才”翻译成“他自己感觉怀才不遇”。有人认为傅雷没有完全忠实于原文，但拘泥于原文的译文是没有生命的文字，用中文的成语恰当地润湿，往往会让译文更加神似。
傅雷与夫人朱梅馥
傅雷在翻译中还讲究用字不重复。比如在原著中两次出现表示“难过”的法语单词，他却在译文中用“悲哀”和“苍凉”来区分。法语中对“难过”不像中文分得这么细，但傅雷通过自己仔细的阅读和精心的体会，准确体现了两种心情的差异。什么心情用什么字，很有讲究。
傅雷之于中国翻译史的意义，在于他将整个法文的翻译提高到了新水平。他的翻译质与量并重，至今无人能够代替。今天，也许有人会说有的译本在某些细节的翻译上，在准确程度上超过了傅雷译本。但论综合成就，仍然没有任何人成就超过了傅雷。
杨宪益和戴乃迭：夫妻一起翻译《红楼梦》
杨宪益是中国翻译界的奇人。他早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，毕业后赶赴国难毅然回国。同他一起回国的，竟然有一位英国太太。
杨宪益出生于贵族世家。他祖父当过淮安知府，八个儿子都留学国外。杨宪益的父亲是当时中国最杰出的金融家之一。杨宪益在私塾每次考试都只考第二，不考第一。老师说，你稍微读读书就能考第一。杨宪益却认为，考第二和第一没什么区别，能多看书才是真的。可能是由于这种性格，他的译文既不失严谨又生动活泼。
杨宪益与夫人戴乃迭
杨宪益的爱人戴乃迭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传教士家庭，7岁时返回英国。二人是牛津同学，因兴趣相投走到了一起。他们决心结婚时，戴乃迭的母亲激烈反对，但这并未能阻止两颗热恋的心。
前面的翻译家都是将外文翻译成中文，而杨宪益夫妇则将中文向国际输出。二人最大的成就是一起翻译出了《红楼梦》。《红楼梦》被很多人看做“不可译”的小说，曹雪芹在原著中采用了大量的比喻、隐喻、象征等修辞手法，中文环境下长大的人都不见得能够懂得全部意思，何况翻译给外国人看。杨氏夫妇的总体翻译风格是充分还原原文信息，最大程度忠实于原文。对于《红楼梦》中的很多双关语，杨宪益采取了先直译，然后注释的方法。
杨宪益的才华，他与英国夫人的合作，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了中国文化。
图文来源：文史天地
本公众号编辑：边子寒
